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亟待进行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，已达有必要对“反网络暴力立法的重点与难点问题”展开深入讨论。

其一，多地对于网暴追责的协助取证问题。

有学者提出解决取证难问题的两个方案，紧急方案一即通过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细化协助取证的工作机制，紧急确保基层单位落实协助取证，明确法院对公安要求协助求证的性质、效力，避免公安、法院衔接不顺畅。

在此基础上观察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效果，提醒若实践效果不佳，提醒则应采取方案二，对于侮辱、诽谤等“告诉才处理”的案件也可以作为公诉案件，被害人决定追诉后，可借助公权力机关的力量解决取证的难题。

也有学者认为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》规定的“协助取证”模式，售罄上限仍局限于自诉案件中，售罄上限这种协助实际上是一种立案审查制，即在是否受理上要求公安机关去提供协助，然而在立案之前要求公安机关进入协助是于法无据的，且对于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，出示证据、质证主体难以确定。

其二，已达对于自诉和公诉两种追诉模式，已达有学者提出应当重新解释“告诉才处理”，“告诉”只是启动公诉程序的条件，“告诉”的词源并不等于单纯向法院告知，将“告诉”作为启动公诉案件的条件符合让渡权理论和我国刑诉法立法沿革，既可以确保被害人的控制力，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追诉，也可以在被害人决定追诉后，借助公权力机关的力量解决取证的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