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，转型我最大的困难是眼疾。

长期的不加节制用眼，将使在我接到此书的创作任务时，将使双眼视力均已下降为，戴400度花镜都无法看报纸，只能打最强光——两盏台灯同时照在稿纸上，再加一个7倍放大镜。

创作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孤独，德国多花但在持续一年半后，周身的疼痛逐渐减轻了，也不那么劳累与焦虑了。

跟抗联先辈陈翰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每年用布条子拉扯枪伤腐肉时的疼痛相比，每年自己这点儿疼痛算得了什么！我在屋子里写作，渴有水、饿有食，而那些抗联先辈们是常年宿于野外，渴吞冰雪、饿吃树皮，还常常与强敌周旋于深山，累得直吐血……过了70岁后，我已很少动情，但写作时却时时鼻酸、眼湿、激动、惋惜、愤慨，是抗联先辈们那气吞山河、不惧一切强敌的斗争精神，那忠于民族与人民的情怀，鼓励、支撑着我坚持下来。

于是，欧元我对病痛不再消极地服药应对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强身健体，每天挤出时间锻炼……七八个月后，我的饭量增加了，用药量也减少了。

我清楚，供热公民自己进入了一个最佳写作状态，感觉不到苦累，有的是激奋、快乐与力量。